1644年，大明王朝轰然倒塌，但它并非全部亡于边防体系的崩溃。广宁战败后，朝中阉党和东林党矛盾再度激化。接下来经略辽东的孙承宗，他所面对的防御局面，更加复杂……
明廷的混乱，无疑削弱了其客观、理性地研判辽东形势的能力。当然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此时明廷虽已自乱阵脚，但尚未到灭亡的时候。即便在党争如此激烈的时期，其辽东防线仍存在一定的战斗韧性，得以应对棘手之问题。
孙承宗
广宁之败后，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承朝廷上下之所望，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掌管军务。熊廷弼之后，王在晋经略辽东，但与朝廷意见相左，于是孙承宗自告奋勇，亲自前往辽东。天启二年（天命七年，1622年）六月十五日，天启皇帝允其议，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，并赏赐蟒袍、玉带、银币等，命其经略辽东。事实上，天启皇帝一直非常喜欢孙承宗，其即位时，孙承宗以左庶子充当日讲官。
孙承宗是又一位杰出的边防指挥。他自幼生活在边镇，常与诸官员论御虏之策。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，孙承宗中进士第二名，授翰林院编修。他同情东林党人，也时刻关注辽东局势。
据载，孙承宗相貌奇伟，“须髯戟张，与人言，声殷墙壁”。他出任兵部尚书后，上疏奏曰：“迩年兵多不练，饷多不核。以将用兵，而以文官招练；以将临阵，而以文官指发；以武略备边，而日增置文官于幕；以边任经、抚，而日问战守于朝；此极弊也。今天下当重将权，择一沉雄有气略者，授之节钺，得自辟置偏裨以下，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。边疆小胜小败，皆不足问，要使守关无阑入，而徐为恢复计。”随后，他又上抚西部、恤辽民、简京军、增永平大帅、修蓟镇亭障、开京东屯田数策，天启皇帝皆嘉纳之。
这些建议看起来颇为允中。在面对熊、王问题上，孙承宗也力图做到不偏袒任何一方，认为当将熊廷弼与王化贞并谳，又请诘责辽东巡按方震孺、登莱监军梁之垣、蓟州兵备邵可立等，以警尸位素餐之官员。孙承宗试图超越党争，但反而招致怨恨，侧目怨咨者亦众矣。
只要党争仍在，明廷就无法统一辽东策略。王在晋继熊廷弼后经略辽东，前后在职5个月。王在晋与蓟辽总督王象乾深相倚结，而王象乾久在蓟门，习知“西虏”种类情性，“西虏”对之亦颇为爱戴。不过，王象乾与“西虏”之间维系情谊的方式亦无非以财物相羁縻而已，实无他才，他本人也只希望能安稳致仕而已。王在晋希望王象乾能出面说动“西虏”袭取广宁，但王象乾警告说：“得广宁，不能守也，获罪滋大。不如重关设险，卫山海以卫京师。”
王在晋被说服了。他请求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，从芝麻湾或八里铺起约长30余里，北绕山，南至海，用4万人守之。王在晋称：“关外繇八里铺绕角山而东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，计长三十七里，画地筑墙，建台结寨，造营房，设公厅，共估九十三万。”天启皇帝最终答应发帑金20万以资。但其僚佐袁崇焕、沈棨、孙元化等力争不能。这些人无不精通军务知识，如孙元化，其本人不但热心天主教，受洗入教，且精通枪炮火器知识。
事实上，没有卷入党争的官员们，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关注，如耶稣会、红夷大炮及西方术数等。几如红夷大炮，在明军的列装中主要作为防御性武器，而孙承宗（并非孙元化之亲属）极力支持在明军中装备更多红夷大炮，希望这种防御性武器能够进一步阻止努尔哈赤的进攻。
但孙承宗的防御计划并不在八里铺实施，他认为八里铺过于接近山海关，毫无设防作用，位置不如沿海之宁远。尽管孙承宗的计划最终得到支持，但王在晋仍有其他计划。他希望能将虎墩兔憨拉入战局。其奏曰：
虎墩兔憨牵制诸部，即建虏亦属之。往年，憨祖父尝欲我贡市、王爵如俺答故事而不得，抱恨终身，岂肯坐视？如踞辽阳，甘自断其衣食之路乎？且以广宁至山海论之，其市有高台堡、兴水堡、镇远关、大福堡、太康堡，其长六十，惟利是求。部落既众，市有分地，我之布帛诸物，彼日用所需。而彼之马牛，非我市不售。即一部思逞，各部亦不相从。我力不能守广宁，敌未至先溃，彼完而归我，则数十万金亦何足惜？令长为我护边，即加爵许贡，养我兵力，亦转败为功之策。何闭关绝约，他日遣肩背之剥肤哉！
天启皇帝是其议。
天启二年（天命七年，1622年）八月，孙承宗在讲筵时面奏王在晋不能胜任经略一职，于是王在晋改任南京兵部尚书，孙承宗自请身任经略，并奏计策曰：“西虏决非守关之人，逃将决无守关之计。臣愿以本官赴山海督师，如辽人可用，决不敢以众疑而概弃辽人。西虏可抚，决不以众信而遂凭西虏。”朝廷嘉其议，命赴关督师。孙承宗开始着手自己的防御计划，撤换了被劾的总兵官江应诏，以马世龙佩平辽将军印替之。马世龙是宁夏人，颇受孙承宗赏识。
如前述，孙承宗督师辽东一事，起自其于经筵间向天启皇帝的自荐，而天启皇帝喜而从之，故在本月，有任命其为经略一事。天启皇帝赐予孙承宗极高的出行规格。天启皇帝诏给关防敕书，令孙承宗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、辽、天津、登、莱诸处军务，便宜行事，不从中制。启行日，天启皇帝又特御门临遣，赐尚方剑、坐蟒，命阁臣送之崇文门外。此举无疑意义重大，因彼时朝中派系斗争胶着，而明廷又不得不在这种政治氛围中设法扭转此前三次败局。孙承宗之行，对明朝军民而言是一次巨大的士气鼓舞，其乐观的态度似乎在宣示，辽东尚有可为！
初至山海关时，孙承宗开始了人事部署。其令“总兵江应诏定军制，佥事袁崇焕建营舍，废将李秉诚练火器，赞画鹿善继、王则古治军储，沈棨、杜应芳缮甲仗，司务孙元化筑炮台，中书舍人宋献、羽林经历程仑主市马，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，而令游击祖大寿佐金冠于觉华，副将陈谏助赵率教于前屯，游击鲁之甲拯难民，副将李承先练骑卒，参将杨应乾募辽人为军”。从这一系列人事任命看，孙承宗几乎已经对辽东诸务都做了部署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在其治下辽东防线可以得到充分保障。起码，在孙承宗时期，指挥权是统一的，而非如熊、王时期一样各自为政。原山东按察司副使阎鸣泰充辽东巡抚，因难与孙承宗协调处理政务，乃罢，以张凤翼替代。
随后，孙承宗按照计划重点布防宁远，并亲自率军守御。在孙承宗看来，守御宁远的积极因素有二：其一，宁远可以借海上交通，由朝鲜、辽东、山东等地运输粮草物资；其二，宁远旷土，可以安顿辽人定居，以为战守之备。孙承宗与诸将仔细讨论了实施细节，并参照戚继光修蓟门之法筑台垣。孙承宗还注意到宁远产煤，这就意味着当地可以铸造金属，也可以就地煮盐。经过统计，宁远等总计有5城30堡，兵民不下10余万，而可田之地当有5000余顷。
天启三年（天命八年，1623年）闰十月，孙承宗开始巡边，并将所见所闻上奏朝廷。其略曰：
若失辽左，必不能守榆关，失觉华、宁远，必不能守辽左。臣敢再阅三百里情形，以悉守之略。臣九月八日自关东发，过八里铺，抵中前所，兵共千五百有奇。士殊锐，马殊壮，居人可三千。又一日抵前屯，其协将赵率教，远望其获田表畷，若鹅鸭之群，百千欲来。登其陴，城且岿然，力能使其人劳而不怨，兵民可六万。更勇于公战，夺胡骑四十二，折其酋首者三，使建虏踆踆不敢逾，固将材也。又一日，抵中后所。又一日，抵中右所。中后城工不加前屯，而炮火器具精坚，且地饶多资，兵民不下万余。中右地饶于中后，城内筑可三面。
又一日，抵宁远。臣初以宁远去关愈远，去虏愈近，且城大而瑕，地广而荒，姑以祖天寿（即祖大寿）司版筑，汪翥司窑造。后先接河东之人万余，合兵民不下数万。登城四望，生气郁然，因思为国家远计，则此城为必据必争之地。又次日，向觉华岛。岛去岸十八里，而近地濒海而肥，可屯登岸之兵。次日，遍历洲屿，则西南望榆关在襟佩间，独金花之水兵与运艘在。土人附夹山之沟而居，盖水陆要津也。其旧城遗址可屯兵二万。臣先令龙武两营分哨觉华，而特于山巅为台，时眺于数百里外。次日，还宁远。又次日，阅汤泉，亦可屯兵。然不若望海台。北望首山旁之黄毛山，南望觉华之靺鞨口、刘家山，相对如门。其南麓入海，可为堡，屯万余人。而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圈，固台也。南接觉岛，各驻一军，则水道可绝。又次日，出宁远二十里至双树堡，又十里至连山堡，又十里至罩笠山。其巅可立为炮台，望大红螺可百里，杏山则三十里。其近则西去瓦窑冲九百步，东南去镇倭堡三千六百二十七步，而海环其三面。
以上是其长篇奏议中之一段，在此之后，孙承宗还大量描述了宁远的其他地形，测量防御设施之建置点、屯田点及武器工具之铸造点。他回到前屯后，计划以前屯和宁远为掎角之势。孙承宗最后向天启皇帝承诺，所有防御布置将在来年开春完备。天启皇帝对此龙颜大悦。的确，孙承宗所描绘的，是一个乐观的前景，辽东局势似乎由霾转晴了。
天启四年（天命九年，1624年）九月，天启皇帝命内库发各类武器赴边，计有虎蹲、神炮各140门，佛郎机90门，内提炮80门，三眼枪及盔甲千余，弓万张，火箭30万支，腰刀1万把，长枪4万支，开山斧400把，斩马刀120把，勾连枪30支，又赐孙承宗大红坐蟒、膝襕各1件，银200两，又赏将士功银10万两，蟒衣、膝襕150件。不过，事情很快出现令人始料未及的转折。
孙承宗在宁远城布防的同时，毛文龙也在鸭绿江入海口以南的皮岛建立前哨。自山东登州、莱州而至此，海路绵延80里。若从旅顺直穿渤海到山东，则还能节省一半路程。如前述，毛文龙曾经与王化贞站在同一战线，但王化贞失势并未波及毛文龙，反而在天启二年（天命七年，1622年）六月，朝廷加封毛文龙为都督佥事、平辽总兵官，登莱监军通判王一宁协助赞画军务。流民很快蜂拥至皮岛，毛文龙悉数纳为兵将，并从山东索要更多运粮船，同时加强了辽东沿岸之巡防。朝廷令毛文龙便宜行事，不受中外节制，事实上，朝廷已经无力控制毛文龙了。
毛文龙继承了王化贞的政策，以进攻性策略为主。明军与建州兵之间的冲突转移到南部沿海一带，毛文龙不时率军袭扰努尔哈赤。天启三年（天命八年，1623年）夏，因为担心金州遭到袭击，努尔哈赤令李永芳将金州军民迁往复州。但复州总兵刘爱塔、副使金应奎等欲以复州为内应，重新降明。不过，由于机事不密，努尔哈赤率3万大军围复州，执刘爱塔，随后又纵兵屠城，驱永宁、盖州等处人民北去，尽弃南卫膏腴地400里。毛文龙乘机遣将收复金州，但很快又被建州兵击退。清朝史料中屡屡提及此事，但明朝史料中只字未提。显然，毛文龙隐瞒了他的这次失败。
要维持辽东防线殊为不易，很快，负面消息便传到朝廷。孙承宗的威信和计划受到辽东诸臣的质疑。有的将领甚至执着于其中的琐碎细节，在判断决策时掺入了情绪化的主观意志。事情最开始起源于“西虏”虎墩兔憨的一次袭击。虎墩兔憨部众窃出盗掠，为副将赵率教捕斩四人。王象乾欲斩赵率教以向虎墩兔憨谢罪，但孙承宗坚称不可。后来，戍守中右千户所的明将王楹，在护其兵出塞采木时，为“西虏”朗素所杀。孙承宗大怒，遣马世龙进兵剿之。王象乾却恐此举会大坏自王化贞以来已经安抚好的局面，令朗素缚逃人，假替为杀王楹者以献，同时增加互市时的赏赐千金。孙承宗大怒，上疏抗争，而王象乾则因丁忧去职。因为上述事件，孙承宗越发担心主和派阻挠自己，于是上言督师、总督可勿兼设，请罢己职。天启皇帝不批准，最终决定不再设立总督一职。孙承宗又请辽东巡抚张凤翼驻扎广宁，张凤翼以为此举是将自己置于死地，因而大恨孙承宗，于是与其乡人潘云翼、万有孚等极力诋毁马世龙，以撼孙承宗。但随后，万有孚即为蓟门巡抚岳和声所弹劾。张凤翼认为这是马世龙和袁崇焕构陷所致，于是进一步散布流言，阻挠孙承宗的出关计策。
随后，给事中解学龙极论马世龙罪，孙承宗大怒，抗疏陈守御策，曰：
拒敌门庭之中，与拒诸门庭外，势既辨。我促敌二百里外，敌促我二百里中，势又辨。盖广宁，我远而敌近；宁远，我近而敌远。我不进逼敌，敌将进而逼我。今日即不能恢辽左，而宁远、觉华终不可弃。请敕廷臣杂议主、客之兵可否久戍，本折之饷可否久输，关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弃，屯筑战守可否兴举，再察敌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灭。臣不敢为百年久计，只计及五年间究竟何如。倘臣言不当，立斥臣以定大计，无纡回不决，使全躯保妻子之臣附合众喙，以杀臣一身而误天下也。
孙承宗此言极重。此时，党争再次渗透到辽东边防安全问题上。以孙承宗为首的东林党，致力于以宁远为根基，逐步向辽东腹地推进，步步为营。而反东林党者则主张应与虎墩兔憨建立友好关系，明军只需将军驻防山海关即可，从而放弃了此前王化贞的激进策略。在孙承宗看来，反东林党者不仅策略错误，且毫无道义可言。
张凤翼、王象乾等陆续去职。孙承宗恶兵部尚书赵彦多从中制约，亦请辞，举赵彦自代以困之。尽管赵彦同情东林党，但他和孙承宗之间存在分歧，而孙承宗很聪明，知道如何利用官场内部的钩心斗角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很快，赵彦为反东林党者所指斥，最终未能赴任。
随后，宁远城工竣，关外守具毕备，孙承宗奏曰：“前哨已置连山、大凌河，速畀臣饷二十四万，则功可立奏。”天启皇帝命所司给之，但兵、工二部相与谋曰：“饷足，渠即妄为，不如许而不与，文移往复稽缓之。”对孙承宗的弹劾越来越多，而魏忠贤窃取国柄，以孙承宗功高，欲亲附之，令刘应坤等申其意。然而孙承宗始终不与其交一言，魏忠贤由是大恨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天启皇帝难有作为。一边是其最信任的太监，一边是其最尊敬的官员，但彼此处在不同派系，皇帝则过于弱势，难以居中调和。魏忠贤开始对东林党人下手，并以收受熊廷弼贿赂之名，将杨涟、赵南星、高攀龙等放逐。
天启四年（天命九年，1624年）底，孙承宗开始西巡蓟门、昌平，过程中念及其疏未必能得皇帝御览，乃请以贺圣寿为名入朝面奏机宜，欲借此论魏忠贤罪。但僚属们力谏不可。孙承宗没有理会，但宫中已经传闻此事。阉党魏广微闻之，奔告魏忠贤：“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，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，公立齑粉矣！”魏忠贤心里大慌，绕御床哭。天启皇帝亦为心动，令内阁拟旨阻止孙承宗。次辅顾秉谦奋笔曰：“无旨离信地，非祖宗法，违者不宥。”京城九门亦锁闭。孙承宗至通州，闻命如此，无奈折返。魏忠贤使人探察，发现除了鹿善继外，孙承宗没有任何随从，方知其并无清君侧之心，意稍解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东林党内部，也不可避免出现分裂。孙承宗的计略受到部分东林党人的抨击。天启三年十一月（1624年1月），兵部尚书赵彦奏曰：
据山海关总兵马如龙报，回乡人云：“敌造西虏啰啰车三千余辆，传众牛鹿头目，每家作西虏衣帽，欲借西路往喜峰。”臣等以敌既得志，何尝一日忘西窥之心？今西虏罢守口夷人，称兵挟赏，而东报适至，始知西虏之款不可恃也。今关门有南北官兵十三四万，不为不多矣。宜及时选锐，某营某将为前锋，某营某将为奇兵，某营某将为援兵，皆责之冲锋破敌。又择善守者，某营某将为正兵守辎重，某营某将守关门，某营某将守隘口，皆责之画地固守。此分布兵马之当豫者一也。
昔辽广之失守，繇人心不固。今关门三大将，蓟镇二大将，皆一时人杰。宜以忠义感动大小将领，上下固结，俾人人知忠君报国之义。此固结人心之当豫者二也。
自有辽事以来，人谓敌强我弱，不知彼之必胜者，胆壮而力强；我之不及者，胆怯而力弱也。五大将宜宣谕各官军，奋勇力战，共建奇功，进而杀虏，升赏立至，齐心勠力，何敌之不可破！此鼓舞胆力之当豫者三也。
山海线路，固天设之险，而三协各边，皆层峦叠嶂，亦天之所限华夷者。其水口空缺，某最冲，某次冲，令处处有备，至喜峰口为入贡大路，敌所垂涎，兵不满千，何恃以御敌？宜通州、天津各调骑步两营，各用南将领赴喜峰口防御，听王威调遣。又须三协大将躬行调度，中协则总兵王威移喜峰口，西协则总兵孙祖寿移古北口，东协则副将移桃林界河口尝川。至明年二月终而止，此固守险隘之当豫者四也。
我欲知彼情形，全在哨探。哨探尖夜，不可寻常泛差，须择智勇之士，厚于身家十倍于营军，仍给衣物财货，令结敌之左右。敌之聚兵尝在一月前，某目统领某枝入犯，先期探报，我得扼险堵截，哨探得实，准首功升赏，以励其后。至蓟镇台兵，始于戚继光，皆义乌壮丁，敌所慑服而不敢动。今改募北人，成法尽废。当仍募南兵哨守，庶有备而窥伺不生。此哨探守台之当豫者五也。
敌兵正锐，难以力争，我兵未练，当以计胜。五大将各派兵分地，坚壁固垒，勿遽与交锋。设疑以扰之，多方以乱之，使进不得战，退无所掠。顿困数日，锐气渐衰，必潜师东渡，五大将各分兵进，击其惰归，勿轻视于一掷。关外之辽民，兵众马多矣。战守不可知，倘有溃散情景，严关不免动摇。宜核宁前各屯堡，有城堡粮足及觉华岛可以保守者，量收敛其中，固守勿战，以待大兵堵截。或屯堡不能尽容者，可徐徐收入关内，毋得惊惶以误人心。此坚壁清野之当豫者六也。
三表五饵，自古不绝，惟在我之兵力强盛，抚赏得法，旧赏不减，新赏不增，彼此相信，内外谧宁。此抚夷伐谋之当豫者七也。
毛文龙提孤军于海岛，牵制三年矣。出奇设伏，屡获大捷。亦敌之所畏。朝鲜权国事李倧，以李珲通敌为名，攘夺其位。今请命天朝，力愿报效。宜降敕发登莱抚臣差捧至朝鲜，令发兵数万，同毛文龙列营于附近海岛间。不时出疑兵、奇兵以扰之，密加哨探，伺彼动静。如有过河，即捣老巢，以攻其必救。此海外牵制之当豫者八也。
最终，天启皇帝是其议。但谈迁对此另有看法。他认为赵彦之论多华而不实，乃曰：“枢部豫计，非不犁然可行，竟实效安在哉！一条列，一题覆，谓其职已尽。此外任事者自为之，不必问亦不能问也。余人皆然。习纸上之绩，仇局中之规。天下事不酿至极溃，曷所抵哉！”事实上，赵彦奉行的积极防御政策，与孙承宗所规划的进攻相抵触。
二月，孙承宗亦上奏曰：
今边方大计，不过曰守，曰款，曰恢复。皇上敕臣曰：“宁远、广宁及河东土宇，渐图恢复。”乃观天下大议，似专守关以内，而近且曰：“国家失河套、大宁，不失为全盛，何必复辽东？”然而辽东不复，关不可守，欲复辽以守关，则关以外必不可不屯兵。屯必不可不修筑，而宁远、觉华之议，必不可轻罢。请以守言之。凡客兵利速战，主兵利久守。今关城聚秦、晋、川、湖、齐、梁、燕、赵之众，尽号客兵，亡论粮料不继，即其继也，不逋不哗而坐食，使自坐困。盖以速战之备，为久守之谋，欲进则不足，久守则必变，故议兵必在土著。然蓟鲜土兵，而守辽以内，则辽兵亦客也。故随辽人之便，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。以兵以屯，曰以辽人守辽土，养辽人。使关外之备稍足，则关内之防稍减。况守在关以内，则内备浅薄，守在宁远，则山海已为重关，神京遂在千里之外。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？
再以款言之。臣之初抵关，毳幕旃车，杂聚冈阜。一登陴而腥膻之气扑人，日报劫杀，议远抚场而通官难之，得广宁道议合。初移之中后为百里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，以两协提路将分之信地。即抚即防，劫掠希少。今议撤关外之防，为守关内，则虏仍入关为抚，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环听于关门。且宁远有道，宁前有道，镇曰辽镇，抚曰辽抚，而安插辽人于宁前，则曰胎祸。亡论十余万生灵何地安插。而既无宁、广之土地人民，何独存宁、广之虏赏？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？
再以战言之。贼薄宁远，则以置亡置死之兵合与亡与死之众。心坚敢死，气励亡生，而外无可掠，中无可希。炮矢既倍，兵民既济，兼以海出其后，山峙其前。奇伏间出，贼必歼焉。即或越一城而前，宁城已缀其后。即或合一城而守之，各城已扼其吭。即或直抵关门不顾，而前有坚城，后有勍兵，自可立见扫荡。又或妄意及海，则觉华岛之驻师，与望海台之泊船相控，而长鲸必授首于波臣。又或下关臣之精甲，进图恢复，则水师合东，陆师合北。水陆之间，奇奇正正，出没无端。故拒贼门庭之中，与拒贼门厅之外，其势既辨，而促贼于二百里之外，与贼促我于二百里之中，其势又辨。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？
有心在天下，而边塞之情形未悉，间凭道路之口以为忧疑。亦有心不再天下而边塞之安危不顾，只念身家之计以为侥幸。伏望皇上立断，无摇众议。庶臣之肝胆有藉，而土宇可复。
朝廷对孙承宗的建议含糊其词，因为朝议纷纷，未能拿定主意。孙承宗抱怨道：“臣议合款防为一督，以两抚臣分任蓟辽。缘皇上不听臣去，特借此以各分其任。待臣去之日，仍推总督，盖真见边事不宜纷纭，非谓总督妨臣，抑亦臣妨总督。私念臣与总督不必两设，非谓臣可久留而额员可裁也。自今粮料不继，而料且绝矣。去年，采青几二百万，遂可省金十二万有奇，而今且绝。部价不发，皇上所发帑金为军需者，户部借三十余万而关城如洗。”是弃是战，孙承宗请求廷议，天启皇帝却道：“兵饷战守，卿前后条奏，听便宜行。不必廷议。巡抚官意见不同，恐不便行事，该部议奏。”
如前述，在天启四年（天命九年，1624年）九月，朝廷拨发大批军器前往宁远。到了年底，孙承宗试图推翻大权在握的魏忠贤，因未能成功而请求去职。但天启皇帝拒绝其辞，下诏让孙承宗继续督师辽东，同时，魏忠贤仍旧执掌大权。皇帝的优柔寡断，最终将会产生何种后果？
努尔哈赤开始进军南翼。天启五年（天命十年，1625年），建州兵攻陷旅顺。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，其城防尚未完备，努尔哈赤即领6000兵攻陷其城并屠城。八月，马世龙等遣副总兵鲁之甲等袭击耀州，但鲁之甲因轻信内应，最终渡河败没，损失兵员2000余人。
这种结局，恐怕正是阉党所喜闻乐见的。马世龙攻耀州失败，受到严厉谴责，孙承宗亦为所累。马世龙罢职，孙承宗亦罢，由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。
（本文选摘自《长城之外：北境于大明边防：1368-1644》，[美]窦德士著，陈佳臻译，天地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，经授权，澎湃新闻转载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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